:::

Rti 中央廣播電臺 從未終結的苦難》吳祚來自述 28 「八九六四」之後的主流民意

  • 時間:2021-06-24 17:48
  • 新聞引據: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從未終結的苦難》吳祚來自述 28  「八九六四」之後的主流民意
八九民運整個過程中,北京城區市民幾乎都是支持學生的。圖為一位老太太在學生的攙扶下也來觀看民主女神像。(1989.5.31 /六四檔案)
作者前言:我想從童年寫起,通過個人視角,體察大陸半個世紀以來的家庭與村莊、國家與社會,讓臺灣的讀者對大陸黨國與民間社會多一份感知。我的童年記憶可以追溯到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之前,少年時代(1970年)「文革」開始淡化,並開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代,1980年代讀大學、讀研究生,我在北京親歷了聲勢浩大的八九民運,最早一批進入天安門廣場示威,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後來又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而遭免職,茉莉花運動時被拘審差點身陷囹圄。我想把個人親歷複述成為文字,讓個人記憶匯入家國記憶庫。大陸苦難的歷史並沒有終結,一切仍然在進行中,大陸知識人身陷精神困境,與大陸民眾一樣無力解脫,這些文字不僅為了不忘卻,也希望給困境的同道們一份勉力。


北京城鄉的政治氛圍

如果北京是一個千萬級人口的城邦國家,八九年的民運肯定會成功,因為知道學生與市民是和平的爭民主自由的運動,所以軍警力量難以調動用於暴力鎮壓;中共治下龐大的帝國形態,可以動用並不知情的外地軍人鎮壓和平抗議的民眾,許多軍人真的以為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是槍桿子決定了八九六四結局。

八九民運整個過程中,北京城區市民幾乎都是支持學生的,但在北京郊區的縣城,政府仍然可以動員農民在縣城示威,支持黨國政府,農民喊口號還出現了一則笑話:領頭的高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後面的人齊聲跟著喊。領頭的突然發現少喊了一個「化」,然後就又喊:「還有一個化」,後面還是跟著喊。他們都不知道資產階級自由與自由化的區別,上級讓喊什麼就喊什麼,上街是政府的安排,村民們只要有工分拿就成。

在北京城不可想像的事情,郊區卻可能發生,這說明北京在很多的時侯,都是一個政治孤島,有一種特殊的氣氛籠罩著,北京城學生正義的運動,郊區農民可能不知情,北京城如果真的出現政變了,只要控制了媒體喉舌與最高權力機器,郊區或外地也只能跟風。

「六四」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廣播電視裡都是「平暴」的消息,還有就是中共黨團機構組織的街道積極分子給部隊送饅頭等食品,這次軍隊鎮壓也暴露了軍隊各種能力的低弱,例如坦克車手不知道立交橋如何環繞,還要走出坦克問路;軍人的食物無法保障,一些部隊讓在北京有親友的軍人,去尋找食品援助。

這些聽起來天方夜譚的事情,當時卻是大量的發生。

我們很少走出單位大院,大家互相傳遞消息,或者收聽時斷時續的美國之音與自由亞洲電台,任何一陣槍響,都會出現兩種消息:壞的消息是軍人進入居民區抓捕,而好的消息則認為有軍人在對抗中共,槍聲密集是因為雙方交火了。

我當時最大的想法是,應該將傳單遞送到軍隊中,讓軍人們知道真相,比什麼都重要。我回老家時,包裡除了幾件衣服,還有一包傳單。

回家的路上

面對中共的坦克與開槍,6月3日當晚我並無恐懼,現場像是做夢,而在回家的列車上,夢中聽到火車車輪與軌道撞擊的聲音,突然驚醒,感覺是坦克轟隆隆向我開來。

早上起來,列車上遇到幾位同學,大家在一起仍然是沒有顧忌大談運動過程的事情,後來才知道,嚴峻的情況在幾天後發生,更多的軍警被布控到交通要津,因為北京市公安局在6月13日發表通緝令,追捕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北高聯/高自聯)21名成員。我的一位研究生同學是13號之後離京,下火車後坐公交車回家,半路上被攔截,因為當時沒有視頻,核實一個學生身份非常困難,所以直到第二天才放他回家,他幸好沒有攜帶傳單,否則問題會非常嚴重。

我從鎮上下車,步行幾公裡回家,半路上遠遠看到父親的背景,真是百感交集,我是回家了,但那麼多的北京市民與學生卻被中共軍隊槍殺,多少家人痛失親人?

父親從附近一個村莊裡出來,這個村的一個大學生在北京上大學,六四之前到天津為廣場學生做宣傳,出事之後直接從天津回家了,父親想從他那裡得到有關我的消息,當然是一無所獲。

望著父親有些佝僂的背景,我快步趕上,輕輕喊了一句「大」,他回過頭來,沒有表情,繼續向前走路。培養一個兒子成為大學生,又考上了北京的研究生,這是他與我母親的驕傲,但一場運動,兒子在北京成為眾多「暴徒」的一員,一個月的時間沒有一點消息。學潮時,父親還到鎮上拍了一份電報「父病危,速歸」,但我根本就沒有收到電報。

人們普遍同情學生

母親與父親一樣,只有無言,與父親不同的是,母親眼裡多一份淚光,沒有責備,也沒有叮囑不要再參加什麼運動了。父親一直有收聽美國之音的習慣,許多事情他都知道。

多年不見的一些老親戚都來看我,一位老姨,見到我時大罵「鄧矮子殺人」,還說鄰近村莊有農民工經過北京時被槍殺了。但他們家人肯定不敢聲張,害怕被定以動亂暴徒罪行。

現在想起來發現:我在家中與村莊裡,沒有一個人問我北京有沒有殺人,而我到省城合肥、在中等城市的中學裡,他們都要問我廣場上有沒有殺人,他們是機關人員與教師,可能是想知道更多的詳情。而村裡人都知道,共產黨各種運動殺人是常態,除了同情我們就是各種無奈。

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是與陌生人相處的列車上、汽車上,還是過去待過的大學與中學,我都能講出真相,人們普遍同情參與學潮的學生,沒有一個人站在共產黨一邊或替政府說話。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學裡開車的司機師傅,見到我打招呼:「哦,北京暴徒回來了」,沒有一個人去舉報我參與了北京學生運動,當然當地政府與警察也沒有人過問我。

這一切在我們當地都是尋常,但我回憶當年失魂落魄回到故鄉時,親人、親友與村民們待我友善關愛,仍然感受到故園的溫情溫暖,這種溫暖也有來自台灣的聲音,我收聽到自由亞洲電台採訪到一位台灣的大學生,他說,真希望自已能在北京現場,參與搶救那些受傷的市民、學生。 這位同學可能無法想像,六四清晨就有台灣的記者在天安門廣場遭遇槍擊,而冒著生命危險對他施救的卻是一位在北京打工的木匠小邵,參見吳仁華:我的一九八九系列》臺灣《中國時報》記者徐宗懋在天安門廣場中彈受傷

 延伸閱讀 
從未終結的苦難》吳祚來自述27 八九年六四之後的那些日子

作者》吳祚來  專欄作家,獨立學者,八九六四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原中國藝術研究院雜誌社社長,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被免職,現居美國。

  

相關留言

本分類最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