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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i 中央廣播電臺 一位名叫「長野朗」的日本陸軍支那通

  • 時間:2021-10-12 19:00
  • 新聞引據:採訪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一位名叫「長野朗」的日本陸軍支那通
圖為北京當局10月9日舉行「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中新社提供/CNA)

日本戰敗後,長野朗的十八本著作遭GHQ焚書

辛亥革命110週年前夕,收到評論家三浦小太郎先生的新書《被漢民族統治的中國之本質》,一位名叫長野朗(Nagano Akira,1888-1975)的陸軍支那通再次進入筆者的視野。

長野朗,九州福岡人,1912年陸軍士官學校第21期畢業生。辛亥革命之後被派往漢口進行實地考察,期間又數度進出中國,1919年作為語言留學生赴北京深造,但他目睹五四運動等一系列中國社會地殼巨變之後,為專念研究中國問題遂於1924年辭去陸軍大尉之職,成為一名自由撰稿人。

從軍人轉身為文人之後,長野擔任共同通信社、《国民新闻》的「囑託」(特約撰稿人),其獨特的中國認識與分析、及對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建言,經常刊載於《中央公論》、《改造》等主流刊物。

從1920年代到50年代,其著作多達五十餘冊,被稱為日本第一級的支那通,用今天的話來說,一名敏銳的中國觀察家。但戰後長野的著作中竟有十八本遭GHQ(盟軍最高統帥部)的沒收、廢棄,並被禁止發行。

GHQ的民間審閱部(CCD)究竟依據怎樣的法律,對哪些書報(包括教科書、電影、廣播、戲劇等)進行了怎樣的審查、監控、銷毀?是否通過透明的民主程序進行,這個問題另文討論。

總之,長野戰前的言論長時期被禁忌、淹沒。近年由於評論家西尾幹二、宮崎正弘等人的挖掘與再評價而重見天日。據西尾幹二的《解封GHQ焚書圖書》系列介紹,在遭GHQ焚書的數量之上,長野排在野依秀市、仲小路彰之後,排名第三。

《國立國會圖書館數據版文集(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中,長野的書籍沒有一本在網絡上公開,其中只有三本由「吳PASS出版社」出版復刊本,這三本是《支那的真相》、《支那三十年》、《民族戰》。其關於中國研究的著作中,只有一本《支那的真相》沒遭殃。


吳PASS出版社出版復刻本(圖片出自網路)

所幸GHQ焚書但並不「坑儒」。戰後長野仍然筆耕不輟,撰寫了大量對中共批判性的觀察。三浦認為其見識,遠遠超過只埋頭於汗牛充棟的中國古典文獻,對共產中國抱有浪漫主義幻想的中國問題研究者,尤其在對毛主義、對文革實質的認識上,更勝一籌。

預言支那將成為共產黨的天下,支那時代的到來

《支那的真相》於1930年出版,也就是「滿洲事變」的前一年。本書基於他長年與中國底層民眾的接觸、觀察、生活體驗。

長野在《自序》中預言,「支那時代即將到來。這絕非誇張,世界的重心將從大西洋轉到太平洋。而太平洋問題的重心在於支那。今天,全世界的視線,應該十分關注其一舉一動」。

他指出德川鎖國時代輕視支那,凡事隔岸觀火。認識支那,對現代人而言,則為常識,為義務。支那並非不可知、不可解之國。恰如海潮,表面波瀾壯闊,但其大勢卻不後退,並朝一定的方向發展。因此,世人不要被其表面現象所迷惑,不後退的大潮正是四千年來不變的步伐。

這個認識是長野對眾多的中國觀察家的警告。也就是說,觀察中國,不可只看其表層的政治鬥爭、口號宣傳、經濟的指數,需透過現象看本質。

1930年,國民黨圍剿盤踞鄂豫皖根據地的共產黨,連紅四軍第一縱隊的司令員林彪都陷入「右傾悲觀思想」,因此,毛澤東給林彪寫了復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但遠在日本的長野卻預言支那將成為共產黨的天下。此時離中共取得政權還有近二十年。

但長野筆鋒一轉,接著指出,在「支那不可能實現共產主義。大概世界上,支那是最不適合搞共產主義的國家」。

他的理由出自支那傳統的家族制度,民眾強烈的實利主義,對私有財產的執念,重血緣裙帶關係,與階級鬥爭,勞動平酬,財富共有這些經典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

朝鮮戰爭剛爆發,長野在《亞細亞的怪奇·中共》中,長野說毛澤東這類「山賊」之所以能夠得天下,完全是因為利用了國民黨同日本正面作戰的好時機而發展壯大,因此,毛「應該給日本寫感謝信」。

但長野看走了眼的是,中國至今仍然高掛的是共產主義理想的招牌。因为毛並不拘泥於馬列老祖宗的教條框框,黨組織滲透山高皇帝遠的每一個角落,將三綱五倫,傳統的宗族、規矩、秩序、宗教徹底打破,毛當了全國人民唯一的「大家長」。毛以後的接班人都是變色龍,因此,又驗證了長野的「不管表面如何變化,萬變不離其宗的」。

《民族戰》:美式「剝皮」;俄式「吃肉」,支那式「吸入骨髓」

《民族戰》於1941年出版。

本書中,長野指出三國民族發展方式的不同:美國以堅挺的美元以及其保護傘的軍艦和飛機開路;俄國則以刀劍槍炮為先兵,殖民與商業隨後。蘇共之後,更是以嚴密的組織與宣傳洗腦的方式而「發展」;他批評斯大林將列寧的共產主義篡改為民族主義的侵略;而支那則以「人匍匐於土地的爬行方式先行入殖,政治隨後」。簡而言之,美式之發展方式為「剝皮」;蘇俄式為「吃肉」,支那式為「吸入骨髓」,三者之中,表皮的侵略,一旦時機成熟,可以趕走侵略者,支那式最為「深刻」,同化了原住民生活的本質。

長野目睹滿洲土地上漢族對朝鮮族的強力同化。姓名、風俗、習慣、文字、雜混,今天的支那正是四千年民族融化的結果。同時支那本質上又是無信仰的民族,伊斯蘭教也好,基督教也好,任何外來宗教都將被支那化。

長野指出,支那自古以來的發展以民族為整體,無國家觀念,重血緣,重同鄉同族。既不如美國人的資本侵略,又不如俄國人的征服掠奪,但支那人的發展卻是土著式的。所謂「土著」,指的是以土地為命脈,為血液,對土地有強烈的執念,開荒墾地,農耕澆灌,發展工商,就有「上頭」來收田賦,於是有了「王法」,漸漸形成村、縣、省。

支那人背後不必有武力國家來撐腰,他們也不信任政治、國家。一卷薄被,一挑擔子,拖家帶口,徒手空拳走天下。熱帶也好,寒帶也好,乾地也好,濕地也好,無論多麼惡劣的氣候,無論多麼貧瘠的土地,無論多麼殘酷的政治都不在乎。在乎又能怎樣,又不能挖個坑將腐朽的「政治」活埋,而且「政治」會張開血盆大口,吞噬民眾。

確實,支那人不畏勞苦,不惜汗水,只問耕耘。就是餓死、病死、累死,還能放出豪言壯語,早死晚不成,早死早託生。

為什麼支那民族具有強盛的發展力呢?原因很多。自古以來,歷經戰亂,民眾以苟活為人生之最高目標,為活下去可不擇手段,總是絕境逢生。支那人就是啃樹皮草根也能頑強地活下去。亂世,膽大者當土匪,膽小者當乞丐,無人恥笑;治世,則回家男耕女織,生兒育女。這樣的活命哲學,也是支那人極強的生命力與競爭力的密碼。

以苦為樂、苦中有夢的天性,正是支那民眾吸引長野的地方。

支那無論是戰勝或是戰敗,都是贏家,都在發展。戰勝,則抓男丁為俘,分散於本國同化,獲得對方的土地,然後將本國人移植到新土地,將那裡的老、小、婦同化。戰敗,如被滿清征服,結果滿清入關,反被同化,而支那則移民關外,滿清祖先的土地成為漢化地。所謂輸,實則贏。

支那人的土地觀完全不同於日本,日本寸土不捨,為貓額頭大小的一塊河中小洲也爭執不休。支那人得不到則往外走。在國內混亂時則有更大的發展。為什麼呢?因為要保命保財逃至海外。

自民國以來,支那國內混戰,民不聊生。但支那民族卻大有發展。北伐戰爭前後,上百萬人移民滿洲,共軍在南部起亂,民眾則逃亡南洋,華僑劇增。

支那民族能向周邊民族滲入的主要原因是農耕。而周邊民族以畜牧、遊牧的方式生活。後者難以敵過前者。農耕民族以鐵鍬一寸寸墾荒開地,失去天然牧場的遊牧民族只能步步後退。

也就是說,長野早在八十年前就指出了支那以「摻沙子」的方式入殖少數民族的土地,最後成為少數民族土地上的主人的本質。

長野總結到以劍立國的民族,在武力衰退之後則國力減弱,最終亡國;而以鐵鍬深入大地的民族,卻國運長久。

對孫文的「五族共和」之幻滅與反省

長野的支那觀也基於自己看孫文看走眼的反省。

辛亥革命曾給陸軍青年將校帶來光明。據說「駐扎朝鮮師團的石原莞爾還帶著士兵們登到駐地附近的山上為新生中國的前途而歡呼萬歲」。

長野也不例外。

他曾是孫文的熱心支持者,將辛亥革命視為一場中國版的明治維新。

他指出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包含對內,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任何民族不應該壓迫其他民族;對外,追求支那民族的自由平等,因此,他為「五族共和」鼓掌。

但他很快察知孫文的民族主義「變質」,所謂「五族共和」,就是滿、蒙、回、藏在不知不覺中成為漢的被統治者,支那成為漢民族的一大同化國。他多次拿滿洲作例,滿洲已經不是滿人的滿洲,而是漢人的滿洲。

孫文仰仗蘇俄,完全變質為以中華思想為大旗的民族王。繼承孫文衣缽的蔣介石的「民族共和」,也不過是黃粱一夢。

長野更指出鋪設京綏鐵路與開墾草原並行是對原住民生活方式的破壞,「隨著鐵路的擴張,支那人征服內蒙古」。並預見漢人的移民必將滲入西藏,從四川到青海,到西藏,從陝西到甘肅,到新疆,「漢人將滾雪球一樣伸入」。

本書結論部分的《民族戰與日本的覺悟》中,長野比較蘇俄的領土侵略、美國的資本侵略,支那的民族侵略三種各自民族戰的發展方式,指出各民族都在國家膨脹勢力範圍,長野並未訴諸以善惡二極標準,甚至認為是大民族征服。同化小民族,某種意義上是必然的結果。

但是,支那民族的發展方式是排他的,壟斷的,不考慮與他民族共存,是民族帝國主義的,必以中華自居老大,征服世界,這點國民黨最為露骨。

今天國際社會共有的價值是如何尊重少數民族的固有的文化、宗教、生活方式,長野指出的這種「發展」方式,是否依然存在,是否符合當今的「文明」,其支那論,給世人提供一個參考指數。

支那人的根性與「社稷國家」夢想的矛盾

長野對支那人面不改色心不跳而滿口謊言以及以及過度的自私自利的民族性,口不遮掩地批評。這幾乎是所有的支那通對中國的認識。

支那通們十分注重實證研究與實地考察,不僅將中國所有的紙片,包括府志、縣志研究透徹,做實地調查時騎驢騎馬、爬山涉水、風餐露宿、擠大通鋪、睡小客棧,與中國底層民眾滾打成一片。風土人情、歷史地理、掌故民謠等都了如指掌,因此,就連日本的外務省對中國情報的掌握都不如陸軍。

陸軍軍官團體「偕行社」的機關刊物《偕行社記事》在滿洲事變之後分幾期刊載過一篇文章《漫談從民族性看支那》:

「支那不是一個國家,支那是一個社會。至少不能看作是近代組織的法治國家」。

「支那人是不懂得謙虛的自大民族,看到對方軟弱,就騎頭上臉。」

「他們飽受缺乏國家觀念的不良官吏和軍隊的欺負,不喜歡政府的存在,由於重稅和苛政,總是厭惡政權,而作為個人又是極端的個人主義。」

「近年藉助愛國運動,排日排外,搞得聲勢浩大,其實本質上不過為官吏用來撈金,學生用來逃避學業,圖求男女媾和,商人用來繁榮生意的借口而已」。

陸軍支那通中有人試圖改變這種民族性,幫助中國建立法治國家、憲政主義。

如佐佐木到一(1886-1955),曾試圖改造支那「惰性」的民族性,認為唯有改變其民族性,才能實現真正的革命。直到經歷1927年的南京事件。1928年的濟南事件而對中國絕望。

但長野卻非常看重游離於國家官僚統治之外的散漫自在的支那農本民族性,這種「一盤散沙」的「沙子」,在他看來具有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長野朗對中國的批評與熱愛表裡一體,他直言不諱的批評的反面是他對中國底層民眾的熱愛,他在描寫底層土匪、農民、下級士兵這些遠離政治權力中心的底層人物的時候,語言活潑,充滿感情。

但他又指出歐美日對巨大的中國市場的幻想。外資在支那設立工廠,只會養活支那人,各國的資本家也會分得一杯殘羹冷炙,但對於本國的同行的工人,只會帶來更加激烈的競爭而引發生活的不安。

長野深受農本主義思想家權藤成卿(1868-1937)的影響,認為明治的所謂近代化,破壞了傳統的民眾共同體。

他們的理想是古代中國的社稷型封建制,即以農村為基盤的共濟共存的共同體,以「社稷國家」,實現農民(人民)的自治。長野積極參與日本國內問題的理論與實踐。

長野們提倡的東洋固有的原始自治-「帝力於我何哉」的無為而治的思想,在戰後對中國以及毛的認識上無獨有偶。

筆者曾寫過憧憬毛式農村革命的詩人谷川雁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嚮往「小國寡民」式的「東洋共同體」,以為「毛同志」是實現這一理想的救世主。

支那未來的必經道路是克服大中華思想

研究長野的先行學者劉家鑫認為:長野的中國觀的根底出於對中國民眾的生命力和中國傳統的深深的敬意,對邁向國民國家的中華民國曾不惜掌聲,並期待鄰國的發展與進步,繁榮與昌盛,他的中國觀具有「相當良質的部分」。但另一方面,長野是國權主義者,在中日問題認識上狹隘偏頗,如頑固地堅持日本在滿洲的權益,他的理想是以日本為主導的中日關係,中日應當團結起來對抗歐美。劉家鑫認為長野這些「非建設性的認識」出於其厭惡英、美,視西方勢力對東方的政治壓迫、經濟以及軍事侵略為「白禍」。其「良質思想部分並未體現在中日關係上」。

關於陸軍支那通對滿洲的夢想,可以參考佐佐木為例。他同長野、石原同樣對孫文抱有希望,曾親耳聽到過孫文的承諾,那就是革命之後將滿洲交給日本治理。因此,他把滿洲看作「道德國家」,強調民族融合的理念。直到最後,他感到日本人被「滿洲國人」愚弄了。「滿洲國人」(大部分是漢人)對日本人卑躬屈膝、曲意奉承等掩蓋內心的不滿,這套漢人對當權者的狡猾和傳統的活命哲學已經千練成丹,而「日本人卻上當了」。

戰爭期間,長野出於對日本的長期利益思考,坦率地承認戰爭敗色已濃,期待早日結束中日戰爭,他並非一位盲從時流的觀察家。

長野指出國民黨基於漢民族中心的民族主義煽動的排日運動,抗日、反日的宣傳,將牢牢地根植於民眾精神,並被子孫後代繼承。

支那未來的必經道路是克服大中華思想。

兼聽則明—支那通們的中國認識

户部良一在《日本陸軍與中國—「支那通」折射的梦想和挫折》中指出:陸軍支那通在對抗西方列強,「保全東亞」的樸素的浪漫主義理想中,「對中國革命抱有最熱烈的共鳴,但後來對中國進行了最激烈的批判。」

長野善終,享年87岁。因他的複雜性與矛盾性,在劉家鑫筆下是超越善惡對立的「中間層」。

而佐佐木在戰爭末期被征召,再次駐守滿洲。作為戰俘於1955年死於撫順戰犯收容所。其他支那通,如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等人,或被作為甲級戰犯被處以極刑、或被判刑、或自殺。這些人歷來在中文語境裡被稱為「戰爭狂人」、「日帝侵華的馬前卒、走狗」,理所當然的「多行不義必自斃」。

三浦小太郎的這本書的問世,讓中日兩國重新認識長野以及陸軍支那通的思想歷程,兼聽則明,溫故知新。包括頭山滿、內田良平為代表的大陸浪人;宮崎滔天、北一辉為代表的的民間亞細亞主義者,都是中日關係史上不可忽視的存在。

注:

(1)本文使用原文「支那」原文,參見《日本陸軍與中國-「支那通」折射的夢想與挫折》 (日)戶部良一著 (日) 訪一幸 鄭羽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5年P9-P13 《關於「支那」的稱呼》『日本陸軍と中国-「支那通」にみる夢と蹉跌』講談社,1999

(2)『漢民族に支配された中国の本質』 三浦小太郎著  日本ハート出版  2021年

(3)《日本近代知識分子的中國觀-中國通代表人物的思想軌跡》劉家鑫著 南開大學出版社 (第二版)電子版

(4)4本文敬稱省略。

作者:劉燕子  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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