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政三年激起廣大迴響

  • 播出時間: 2019-05-08 08:15
  • 主講康寧祥
康寧祥所著《問政三年》
1987年康寧祥在立法院 (邱萬興攝)

        今天的「老康口述史」我要繼續跟大家談1973年-1975年,我在立法院向蔣經國所提出的施政內容和預算方面的質詢,所引發的各方面衝擊。上集我談到我和蔣經國在立法院的政治對話,已經不是閣揆對立委的事,而是本土對外來政權、在朝對在野、以及中國與台灣板塊撞擊的發端。

        1973年-1975年期間,我與蔣經國的政治對話,起先第一年毫無交集,第二年他開始有信心,可以溫和地面對在野的批評,不像他父親那樣敵我不分。另一方面,我經過鑽研國家預算後,逐漸掌握行政院的問題核心,讓他不能不加以面對。第三年,我的質詢已從數據,擴展到國家資源的分配及施政方向,他與我之間的對話,已經不能應付了事,因為人民都在看。他答覆我提出的問題,同時必須面對我背後的廣大民意,彼此對話進展到這種境界,已經不是單純的立法委員康寧祥與行政院長蔣經國之間的政務議事的質詢問題,對這些問題,如果不能慎重而具體的加以處理,將使他所執掌的外來政權政府,與我背後的本土社會力量開始碰撞、摩擦,甚至會引起朝野關係的緊張與衝突。

        台灣史學家李筱峰教授指出:「1972年是關鍵年代,在朝有蔣經國的崛起,在野有康寧祥的崛起,都為台灣日後的政局發展,埋下了重要的伏筆。」我想1972年之後的幾年,在我與蔣經國的對話背後,潛藏的是逐漸成形的「在朝與在野」、「外來與本土」、「中國與台灣」的政治板塊撞擊,那才剛開始發端,這是可預見且無可逆轉的趨勢。

當時我承受來自四面八方的關注,不分統獨左右,不分本省外省,很多人主動來跟我講問題,提供資料,期待我在總質詢中把他們的議題,當面向蔣經國提出來。而輪到我質詢時,立法院內委員出席率特別高,不管是必須有足夠委員到場簽到的上午,或是出席率一向很低的下午,一堆老委員,也就是大家口中的老賊,還有新委員都守在議場,觀看我和蔣經國質詢、答覆的你來我往。二樓旁聽席上,也是擠滿立法院職員與專程前來旁聽的民眾,甚至走道也坐得滿滿的,我的一些選民想要進場,常常不得其門而入。

        同在一間研究室,出身寧夏省的魏佩蘭委員,對我在質詢內容上的準備功夫相當瞭解,有一天,她突然對我嘆一口氣說:「立法院如果有十位像你這樣的立委,就會很不得了!」。另外,大議場座位在我隔壁的薩孟武教授也跟我說:「康先生,你要好好努力,大家都期待你。」那是一種很特別的感覺,我大學時上政治學,都是讀他寫的書,十多年後他成了我的同事,坐在一起開會,聽我在院會中倡言國是,還對我如此叮嚀。

        還有齊世英先生,在我1972年進入立法院時,建議我參加預算委員會,兩年後,還曾經邀請我參加CC派幹事的聚會。他為我的《問政三年》這本問政實錄作序時寫道:「在過去三年,因本人與康委員同參加預算委員會,朝夕聚首,所以得能經常聆聽康委員的高見,也增加了對他的認識,康委員不僅精力充沛,真實誠篤,而且對任何問題也莫不盡心盡力,細加研究,下過一番很大的功夫,有時甚至連一個微小的數字都不肯輕易放過。」

        而一些採訪國會的記者,也是盯緊我的質詢議題,到處找人做反應,隔天台灣主要報紙無論褒貶,都會有大篇幅的報導,報導之後還會有些議題的延伸討論。

        在蔣經國與我的對話當中,他扮演他的開明形象,而我則藉由他的答詢,擴大宣揚我的理念,凝聚社會支持力量,且藉由媒體傳播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也讓其中的理念走入社會。一些學術界的禁忌也在我與蔣經國的對話中突破,例如台灣史、中華民國憲法與戒嚴體制、國家預算制度以及國防預算,開始在校園研究,一些非政治性的刊物也開始整理台灣的古蹟、文物,藉由新聞報導文學的風氣,台灣的社會問題、環保問題、兩性問題都逐漸被挖掘出來。甚至文學界也開始反思本土性問題,鄉土文學的論戰更是隨後展開,一股台灣人意識的覺醒在反「中原沙文主義」之中,猶如雨後春筍,在社會許多領域發芽成長。

        《問政三年》的出版在1975年的下半年,我拜託張建生先生將我這三年的問政紀錄,整理編輯成冊。張建生筆名是林木松,是我在市議員時代認識的記者,也是李萬居接辦《公論報》以及從政過程的核心幹部。這本32開本,404頁的問政紀錄,售價新台幣100元,那時候國民所得500美金不到,一天粗工工資才新台幣20元,一碗陽春麵才2塊5毛錢,比較當時的國民所得以及物價水平,100元一本應該不算便宜,但是民眾還是紛紛慷慨解囊,尤其後來被查禁之後,銷售量反而大幅成長,幾萬本陸陸續續賣掉了,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加印。

        當時很多民眾是為了鼓勵我,才花100元買那本刊載在立法院公報的問政紀錄,其中有的是透過我這四百多頁的「成績單」,認識與他們事事相關,卻又陌生遙遠的中央政府,有的則是在台灣人意識之下,鼓勵我為他們爭取權益,當時他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竟然可以跟「蔣家太子」你來我往,格外讓他們興奮,那是台灣前所未有的政治經驗。

        這本《問政三年》公開發行八個月之後,1976年8月31日我接到警總通知,說要查扣這本書,更加遺憾的是,警總查扣美加地區所訂的將近800本的書,郵局還沒收我的郵資一萬多元,一直沒有發還,我一再查詢都得不到任何具體答覆,一直到1976年10月7日漢中郵局才寫了一封信給我,內容是:「台端六十五年(1976)十月二日來局查詢郵寄美國1887號水運包裹一件下落一節,準台北局包裹出口組通知經已於六十四年(1975)12月13日函知,該包裹因故由有關單位扣審在案,敬請查照。」原來是早就被查扣了,拖了十個月才通知。

        針對此事,我在1977年6月30日質詢當時的交通部次長王章清,他一句話也答不上來,在場的郵政總局局長施有強也只能說,要回去「徹底查明」再給我答覆,後來還是沒有答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