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論》誕生(上)

  • 播出時間: 2019-06-12 08:15
  • 主講康寧祥
《台灣政論》創刊號
王古勳(左)與康寧祥(右)合影
康寧祥與好友顏甘霖(右)合影

        今天要跟大家談的是1975年我創辦《台灣政論》的經過。

        1975年7月《台灣政論》雜誌的申請獲准出刊,常年以來,很多人都會問我一個問題:「老康,你當初為什麼要辦《台灣政論》」,我歸納了三個因素。因為從1969我擔任台北市議員,一直到1972、1973年我當立法委員,剛好差不多與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同時,而兩個人在立法院對話的話題,也引起社會關注。所以第一個原因是,台灣需要一份有批判能力的媒體,因為從1960年9月《自由中國》被查禁停刊之後,台大師生創辦的《大學雜誌》又陷入內鬥解體,所以急需一份具有社會公信力的批判媒體,這也是社會普遍要求。第二、需要一份具備本土意識的媒體,來傳承及傳播先人對抗外來統治者的經驗與智慧,本土社會菁英也都認為時機已經到來。第三、對於推動民主政治大家都能琅琅上口,但是民主政治不只是知識分子與學者講的那些理由,還有許多現實上的問題,而如何讓理論與現實能夠滿足、啟蒙戰後的新生代與社會大眾。在這種情況下,我就積極思考是否該辦一份雜誌,來滿足社會的需求。

        但是辦雜誌我是外行人,雜誌的名稱是什麼,保證金及運轉資金…等等,都是問題。所以一開始我就填一份申請表,至於怎樣籌辦雜誌,我事先也請教張俊宏,因為他辦過《大學雜誌》。我問他:「要怎樣才能辦一份雜誌。」他說:「如果是月刊的話,只要三千份訂戶就可以辦了。」我一聽,這事情不難嘛!於是我就動員週遭的朋友,大家想想辦法。一接觸以後,知道大家都很熱心,於是《台灣政論》就在一批熱心朋友的手中辦起來了。舉例來說,像是我的朋友張德銘一次就訂五十份,顏甘霖也跟我訂一百份,每次出刊就把一百份送到他家裡。在那裡情況下有這些熱心的朋友,也激起我非辦不可的決心。

        我開始申請時的名稱不是《台灣政論》,我向台北新聞處第一次申請的名稱是《台灣公論》,希望它將來成為台灣的公共論壇,可是主管官員聯想力很豐富,說「公論」的東洋味(日本味)太重了,希望我換一個。於是我換成《台灣正論》,公正的正,還是不被接受,直到改成《台灣政論》才獲許可。

        名稱通過了,但是還必須找到發行人、編輯人及印刷廠,訂好雜誌名稱後也要找到辦公室,還要到銀行存放一筆錢,做為保證金,另外還需要一筆運轉的資金。光是保證金就要四十萬,我當時擔任立法委員的歲公費每個月才三十萬元不到,除了為民服務,還要負擔家用,到了月底都得向人借調,苦了我的太太,哪裡來的四十萬元放到銀行去當保證金,只好找前輩郭雨新想辦法。他的經濟情況也不好,但是聽說我要辦雜誌,就用他的名義向朋友週轉。

        我原本以為四十萬放到銀行去,銀行出個財力證明就可以領出來還人。沒想到申請書送上去過了快一個月,都沒有動靜。我去跟新聞處打聽雜誌登記何時下來,他們說:「你的申請書已經取消了。」我問為什麼?原來是那四十萬被我領出來,保證金就沒有了,申請也被撤銷了。於是我又回頭去拜託郭雨新,他又出面向朋友借了四十萬,但是這次要由我每月付利息。直到《台灣政論》核准發行,我才趕緊去領出來還人家。

        保證金有了,申請也核准了,但是還要有營運的資金,那時候我煩惱了很久,不過,營運資金也像是天上掉下來一樣,得到貴人的相助。這位貴人是我的好友王古勳,他是知名台灣料理店「山水亭」老闆王井泉的兒子,王井泉綽號「古井」先生,日治時期就以樂善好施,資助台灣文藝活動、文人才子而聞名,而「山水亭」在日治時期及戰後初期都是台灣文人墨客最愛前往相聚的台灣料理店,他的兒子王古勳繼承古井先生的樂善好施精神,交遊廣闊,我認識辜家公子,榮星兒童合唱團和榮星花園的創辦人辜偉甫(辜寬敏哥哥),就是透過他的介紹。

        那時候王古勳從事貿易,有一天,我和他及我的一位青商會好友王世榕(後來曾擔任中華民國駐瑞士代表)相約去北投泡溫泉,大家談起辦雜誌,我跟他們說保證金借到了,也批准發行,只是雜誌開辦還需要一筆現金週轉才能動起來,他們問我要多少才夠,我說三十萬應該就可以了,他們當下答應幫忙想辦法。一個星期過後,王世榕很興奮地打電話給我,邀我隔天去洗溫泉,我正疑惑時,他說要給我好消息。於是我們第二天又到北投洗溫泉,王古勳拿出一疊七千元美金給我,我說我又沒有做生意,拿那麼多美金去換,人家會覺得很奇怪,於是他又幫忙把七千美金(當時匯率約1:40幾)換成三十萬元台幣給我,《台灣政論》的經營資金才有了著落。而有了營運資金,雜誌也就辦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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