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寂的1960年代

  • 播出時間: 2019-06-25 08:15
  • 主講薛化元
雷震被捕,《自由中國》停刊,台灣進入沈寂的60年代。

這季節目主要是談戰後台灣反對黨運動的歷史傳承,特別是以1950年代到1960年的「中國民主黨」籌組為主題。在之前節目當中,已經從反對黨的歷史脈絡一直談到雷震被捕、組黨失敗。而在這樣的脈絡中,新黨組黨失敗後,我們又要如何來評估1960年代的歷史。

在大家的認知裡似乎是:50年代白色恐怖,60年代有所舒緩,70年代蔣經國從硬式威權變為軟式威權,本土化、台灣化的推動,保台的政治改革。今天節目要告訴大家,這個答案好像有問題。60年代沒有比50年代放鬆太多,而是更加沈寂的時代。70年代有革新保台,可是對於反對運動的打壓,對本土思想的打壓,甚至對整個民主思想的打壓,有時候比1950年代還要緊縮。

為什麼比1950年代的打壓更嚴重,1970年代末期,康寧祥是台灣黨外重要領導人物,他的《八十年代》雜誌決定要出《自由中國》選集,這些是國民黨在50年代容忍過,也確實台灣當時的政治改革議題,《自由中國》都觸及到了,除了國會全面改選,所以出選集應該有助於推動民主運動。結果,其中反對黨運動那一本被查禁。也就是50年代容許的言論,有一些在70年代反而不可以。這不是特例,還有很多類似的狀況,包括有某些學者想要印以前發表過的書,結果也被查禁。

而從整個外在環境來看60年代,我個人認為是「沈寂的」1960年代。因為雷震案,因為「中國民主黨」的籌組事件宣告黨禁。換言之,反對黨的籌組變成不可能。1961年以後,也沒有全島性的串連,這代表50年代的反對黨運動、或是民主改革運動裡,非常重要的組織化部分,受到重挫。不只重挫,在1960年代基本上沒有人敢講要組黨,因為「黨禁」已經高掛出來。

在50年代推動反對運動、民主運動的過程中,媒體扮演重要角色。李萬居有《公論報》,《自由中國》則由雷震主導,當時是「一報三刊」,《公論報》之外,像青年黨的《民主潮》、民社黨的《民主中國》也有側翼協助,但主要還是《自由中國》與《公論報》。《自由中國》在雷震被捕後是否要繼續,成為很大問題。結果,胡適因為面臨各方遊說,贊成、反對意見不一,其他人也沒有積極推動這本雜誌的意思,因此,胡適評估後認為繼續發行有很大困難,《自由中國》就走入歷史。

報紙主要是《公論報》。《公論報》因為有財務糾紛,國民黨籍的台北市議長張祥傳投資《公論報》,最後因為經營權與李萬居發生磨擦,到法院提起訴訟,地方法院判決李萬居敗訴,張祥傳就提出假扣押,而要免除假扣押必須要提出一筆擔保金,當時,李萬居必須籌兩百萬,在那時是非常大的一筆數目。結果,李萬居就公開透過朋友、透過媒體,請大家支持,還真的讓他籌到了錢。所以,國民黨就開始兩個動作,一是宣揚錢已經足夠;二是法院開始認定李萬居籌來的「錢」是不是錢?因為,雖然有很多人拿現金,但也有人沒有現金就拿「政府公債」,特別是八七水災的公債。公債是政府保證兌現的債券,十塊就應該有十塊,更何況還有利息。結果,法院判決,十塊實際上市值只有兩塊。一打折,李萬居就達不到對抗假扣押的保證金,所以根本高等法院都不必判決就假執行了,李萬居主導的《公論報》就走入歷史,媒體也就失去了。

也許大家會說1960年代還有《文星》雜誌,《文星》當然很重要,它在思想、文化、藝術、生活上,對於台灣引進西方文明而言,扮演非常關鍵性的角色。可是《文星》畢竟不是一本政論雜誌,無法取代《自由中國》的角色。所以要研究1960年代台灣政治菁英對現實政治的批評,對民主改革的主張,答案要在那裡找呢?你一定猜不到,居然是《台灣省議會公報》。你可能會認為畢竟還是有露出,可是有哪個運動會用政府公報當做宣傳的媒體。它不是個公共媒體,它是政府機關內部會議的紀錄,所以,代表1960年代欠缺一個足夠的媒體空間,來推動自由民主的改革。

更重要的是,吳國楨以後,歷來由文人擔任台灣省主席的傳統,從周至柔起,由軍方在1950年代末期開始擔任台灣省主席。從這些就可以瞭解1960年代相對更保守的分際。

不過,可能你會認為50年代白色恐怖抓了很多人,60年代從統計數字看來,比50年代少很多。可是,有嫌疑、可能有問題的,潛在反對國民黨的,在50年代已經抓了那麼多,在60年代怎麼還有那麼多人可抓。所以,不代表台灣言論比以前寬鬆、容忍度更高,而是相對說明,在50年代已經逮捕的人之外,更進一步對反對運動的壓制與逮捕。

所以,無論是政府對反對者言論的尺度,對於反對黨籌組可能的空間,還是對於主張自由民主媒體的存在空間,60年代都比50年代更加緊縮。政府部門以公權力來看,也比過去更加險峻。1960年代就是總統三連任,一路都由蔣介石擔任總統到1970年代。原本大家期待蔣介石三連任後由陳誠接班,可是陳誠來不及接班就肝癌過世了,國民黨內由蔣經國接班的態勢也越來越明顯,蔣經國在政府部門所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換言之,黨內透過接班程序達成一定程度改革的契機,很遺憾在1960年代也看不到了。

蔣介石權力的擴大,他是位強人,在1950年代他不需要法律的支持,譬如他要成立「國防會議」,由他自己當主席,指派行政院長和各部會首長參加,而這個組織就是他自己頒佈的,可是終究在憲法上欠缺正當性。60年代不一樣了,既然60年可以修憲,61年為什麼不可以,所以繼續修改「臨時條款」。因為修改了臨時條款,總統就可以成立動員勘亂機構,其中包括「國家安全會議」取代原先沒有法源的「國防會議」。

原本反對派人士在50年代末期、60年代初期的國會全面改選訴求,從《台灣省議會公報》可以看出,慢慢變成只要改選台灣人就好,可是台灣人總共才幾席,代表台灣的反對者有機會透過選舉參與中央政治的層次,對於自由民主而言,實在是一個相對沈寂、低沈的時代。

從1960年這個轉折點開始,台灣的強人威權體制不但比以前更強,甚至他的擴權還正式取得臨時條款的授權,擁有更多法律上的依據。這個依據雖然也是形式上的,但比起以前沒有依據的濫權,證明統治者已經不怕別人怎麼看,也要這樣做。這種情形也代表自由民主的聲音相對受到打壓與壓抑。

不過,從50、60到70年代,台灣的經濟慢慢起飛,也提供比較多的社會脈絡支持,對於1970年代的台灣反對運動提供了助力,可是這些在1960年代都沒有。換言之,社會力依然不能支撐這樣的結構,所以1960年代非常遺憾的,台灣民主的春天沒有來,還在低氣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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