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的學生運動

  • 播出時間: 2019-09-18 08:15
  • 主講晏山農
台北師範學校
台中一中
《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對幾次學潮有深入介紹

        台灣學運或校園事件有一個重大特色是由外而內,所以藉由當時日本留學生所推動的運動,也影響到台灣島內整個政治、社會、文化的發展。

1921年10月17日,蔣渭水等人在現今的大稻埕靜修女中成立了「文化協會」,「文化協會」在台灣近代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文化協會」的1032名會員當中,士紳當然占了絕大多數,但士紳因為年紀與身份的關係,比較不可能積極奔走。其中佔比27.3%的279名學生,則分佈在五所學校當中,分別是:台北醫學專門學校49人、中央研究所農業部(後來的高等農林學校)30人、台北師範學校136人、台北工業學校3人、台中商業學校61人。

為什麼台北師範學校的人數最多?有兩個原因,第一、日治初期的職業教育當中,最高的就是總督府醫學校及國語學校,其中國語學校就是台北師範學校的前身,可以進入就讀者,幾乎可以說是台灣菁英,所以早期戰後相當一段時間內,醫生與老師都還是被台灣人視為菁英。另一方面,會去唸師範學校,有不少人是因為家境清寒,無法留學或是讀醫,可是又很聰明,所以比較清寒的學生,對於階級問題也比較看重,民族自覺意識較強,因此,台北師範學校在「文化協會」裡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既然台北師範學校的學生在「文化協會」佔有這麼大的比例,可以想見在學校也是頭角崢嶸、有自覺意識之人,很容易就會對日本殖民政府當時的教育政策,或是各種制度產生不滿,因此,「文化協會」成立後隔年,就發生了台灣史上第一次最大規模的學生事件,稱為「第一次台北師範事件」。

1922年2月3日及5日,當時台灣師範學生杜榮輝等數十人,因交通紀律問題與大稻埕新街派出所的警察栗生山發生衝突。是什麼樣的交通紀律問題呢?由於日本是靠左行走,所以也要求台灣人靠左邊走,而當時有些學生是靠右行走,就被警察栗生山嚴厲斥責,雙方發生言詞衝突,事後,栗生山至校舍向舍監要求懲處學生,引起學生抗議,並把他團團圍住,事後台北南警署知悉後,派兩名警察前去,又引起學生更大的憤怒,結果更是驚動了南警署高層,署長親率三名特務警察到校,拔刀恐嚇學生,結果該校學生45人在2月16日及18日兩天分別被捕,扣押至21日才被釋放。

學生被釋放後,警察當局並不善罷甘休,認為是文化協會從中策動,於是動用御用報紙《台灣日日新報》來攻擊文化協會,並要求各校必須強迫學生脫離文化協會,總計到該年5月止,各校學生及社會人士退出該會者共有425人,一般會員中計有:台北州37人、新竹州33人、台中州65人、台南州12人,以及台北師範學生205人、台中商校學生73人。所以才成立一年的文化協會,會員立即大幅減少,這就是第一次的台北師範事件。

經過這次事件兩年後,到了1924年11月再度引發更大的「第二次台北師範事件」。事件起因於長久以來規定台灣人學生必須對日本人學生「敬禮」,當然令台灣學生不滿,也不斷向學校當局提出強烈抗議,卻未獲改善。到了1924年11月,學校發表「宜蘭修學(畢業)旅行」的計畫,日本人學生表示贊成,而台灣人學生則表示不滿,要求到南部地區旅行,導致學生間的分派對立,結果,學校當局因偏袒日本人學生,引起台灣人學生強烈不滿,於是11月18日當天有123名學生以不參加來杯葛旅行,學校當局不得不宣佈從19日起臨時停課一週。後來又在28日發表,以生徒(學生)性行不良的名目,決定處分退學30名學生,停學者64名,沒有受到處分的學生則必須在29日歸校。但是當天歸校的學生非常少,後來經過學生家長與校方不斷協調,獲得當局保證,停學者都可以復學,豈料師範學校校長態度強硬起來,要求停學者的父兄六名,必須提出自動退學書,否則學校也會令其退學,所以這個事件最後總共有36人被迫退學。

被迫退學的學生中,有一位很有名的學生叫陳植祺,在謝里法的小說《紫色大稻埕》以及後來改編成的電視劇中,陳植祺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被退學後又考上東京美術學校,是一位天才畫家,可惜25歲就因病英年早逝。而這些學生被退學後,並沒有因此氣餒,相反的,為了繼續完成學業,分批前往東京、廈門、上海等地留學,很多人日後更成為台灣的民族運動鬥士。這就是前後兩次的台北師範學校事件。

接下來,到了1926年又發生了「台北商工事件」。1926年10月7日,台北商工學生陳涓池等7人,因在建成町(今建成圓環附近)湯屋大和屋沐浴時,和在裡面的幾個日本人發生言語衝突,甚至互歐,引起「大騷動」,結果其中10人當中,有三位還分別受到4個月的緩刑懲罰。雖然經過各方奔走,這些學生在10月23日被釋放,但是台北地方法院三好檢察官卻誣稱這些學生素行不良,引起台灣人學生強烈不滿,後來該校的畢業生還以發動聯盟罷課來聲援被害學生,於是在10月25日,台北商工學生307人共同罷課,後來經由各方交涉,到了同月29日才有70名學生返校,這是「台北商工罷課事件」。

第三個是「台中一中罷課事件」。台中一中是由台灣士紳林獻堂等人創辦,以台灣人為主體的學校,而這次罷課事件,是幾次學潮中,持續時間最長、遭到退學處分學生最多的一次。學潮肇因於學校炊事長中村,讓他的妻子住進學寮,而中村太太跟學生的關係處理得不好,她明明知道太白粉內有老鼠屎,卻不說,一直等到菜做好時才說不能吃,引起學生不滿,向舍監反映,舍監卻不理不睬,校長也沒有採取進一步處理,本來只有五年級學生參與抗爭,後來事件越鬧越大,三、四年級學生,甚至二年級學生也參與了罷課事件。到了5月16日,只有30名通學生到學校上課,其餘都加入了罷學行列。

可是因為校方態度始終非常強硬,甚至分化學生家長,最後與妥協派家長達成協議,使得鷹派家長勢單力薄,最後只好屈服。從五月到六月共有三批退學學生,共計36名,再加上遭到停學處分,後來不願意回去的20名學生,因此,總計在這次學潮中犧牲的學生實際上多達60多名。

可見不管是台北師範學校、台北商工、還是台中一中罷課事件,都涉及到日本當局的統治太過強硬、失措,其中當然也包括了相當成分的民族抗爭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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